组屋是组合房屋的简称,由于是国家发展部下属建屋发展局所建,我们口头上一般习惯把组屋称作“HDB”,也就是建屋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的英文缩写。
由于有八成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组屋里,组屋已经成了新加坡人生活和身份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份与记忆与组屋相连,组屋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基本的物质梦想。
2011年大选投票日那天,我问邻居大妈投了谁一票,她的回答是,“谁给我房子我就投谁。”
我当时听了,愣了一下,怎么两代人对政府的看法竟然差那么多。对我的父母辈以及更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虽然他们对李光耀领导的政府有很多的牢骚,但或多或少对他和政府还是抱着感恩的心态。他们有些经历日治时期,有些经历国家独立时的动荡,认为早期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势政府的带领,也许一代又一代还住在贫民窟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住的是一个用木板搭建成的小木屋,屋顶用锌板覆盖,遇到下大雨的时候还会漏水。记得那时候,一下起倾盆大雨,我们就会忙着找出大大小小的水桶、面盆放在漏水处装雨水,很有“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我当“木屋小孩”的日子也不长,因为政府为了国家建设需要,开始清除非法搭建的杂乱无章的房子,也兴建了一座又一座用钢筋水泥盖成的楼房,把一批批的新加坡人迁入高楼里。我们住的那一区也终于被迫搬迁,但那时候父母没能力买得起一座组屋,只能搬进了新镇内的一室一厅式租赁组屋。
组屋的居住条件比起会漏水的木屋自然好得多,不过也有不少人刚开始非常不适应四堵墙,觉得生活空间变得狭小,有一些人甚至拒绝迁出木屋。
那时候曾听一些愤怒的大人说,政府为了征地作为发展用途,哪一区要是有人拒绝搬迁,必定会遭遇火患。言下之意,是有人故意纵火强拆。那应该是对政府不满所说的气话,我们无从考证。
在我小学的课本上就提到了新加坡在1961年发生的一场大火,一夜之间把整个甘榜夷为平地,造成一万多人无家可归,后来他们在政府的安排下搬入了组屋。从那时起,政府就在短时间内,兴建起一座座组屋,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
对李光耀来说,“公共住房计划”不仅仅是为了要给人们提供栖身之所,它也是一个政治工具。李光耀相信如果人们拥有房子,就能对国家更有归属感,因此在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房屋政策,让新加坡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也为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定下了目标。这样,大家专心工作,过上好日子,也就不会整天躁动不安了。
这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也应该是都市人们所能体会到的感受。在筹钱买房子以前,大家会希望房价越低越好,甚至可能希望发生一场股灾,让房地产价格狂跌。然而当大家已经置业,除非是投机分子,否则没有多少人会希望社会出现动荡,而是希望生活越平稳越好,因为政治变动对拥有产业的人来说代价太大了。
搞好民生问题,让大家吃饱穿暖,拥有房产,安居乐业,才能确保国泰民安。这一点,我们的开国元老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听长辈们说,那时候政府征地的手段非常强硬,村民和地主虽然常常抗议,但最后还是敌不过政府的铁腕。政府当时的做法近乎无情,但也因此解决了全民的住房问题,让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普通百姓能够有一个安身之所。
房地产市场屡创新高
就这样,李光耀为新加坡人创造了组屋梦,我们也摆脱了贫困,开始编织着我们的组屋梦。李光耀和他的领导班子之所以在过去能蝉联执政,当然是由各种因素促成,当中一个关键就是安顿人民的房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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