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人口增长促房地产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

1.2、人口结构变化：短期少儿抚养比压力加大，但长期增加劳动力供给

短期来看，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小高峰使得少儿抚养比较政策调整前明显提高。根据联合国预测分年龄段人口数据，0-14岁年龄段人口总量在2020年将达到高峰，之后开始回落。2020年后，随着“80后”逐渐进入40岁以上低生育力年龄段，仅依靠生育意愿更低的“90后”以及“00后”，每年新生人口将呈现下滑态势。“全面二孩”放开后，累计的生育意愿带来短暂生育小高峰，少儿抚养比较政策调整前将有大幅提高，但随着累计效应的释放，出生人数仍将呈现萎缩趋势。

长期来看，大量新生人口减缓未来劳动力供给压力。2014年，我国15-64岁人口总量约10.04亿人，较2013年减少11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73.45%，较2013年下降0.47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来看，15-64岁年龄段劳动人口无论是总量还是占比均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20年总量将减少至十亿以下。“全面二孩”放开带来的新生人口在2035年后将进入劳动人口年龄阶段，对劳动力长期萎缩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3、人口分布变化：高住房及抚养成本压力下，城乡及地区差异显著

城乡差异：城镇政策受益群体规模大于农村，“全面二孩”放开对城镇人口增长影响较大。根据六普数据，城镇平均育龄妇女人数有1907万人，农村有1665万人。从育龄妇女分孩次生育状况来看，第一孩生育率农村高于城镇1.7‰，两者差别不大。而从第二孩出生人口及生育率来看，城镇出生人口16万人，生育率仅8.4‰，农村29万人，生育率达到17.4‰，城镇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不及农村的六成，生育率低于农村9.0‰。且从总量来看，根据之前估计数据，城镇符合二孩政策条件的家庭规模占据较大比例，虽然城镇再生育意愿相较农村要低，但随着新型城镇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未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新增二孩出生人口中，城镇新增规模将明显大于农村。卫计委预测数据也显示，新增二孩主要集中在城镇，占全部新增二孩出生数的76%（其中超过20%是流动人口）。

地域差异：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受政策影响较大。从不同城市来看，受高住房及抚养成本压力，一线及部分二线城市育龄妇女再生育意愿不及三四线城市。六普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天津15-64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均在1个以下，贵州、广西等中西部省份活产子女数较高，其中贵州达到1.86。从各地区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占地区总人数比重来看，北京占比最高，贵州占比最低。可见北京、上海等一线及天津等部分二线城市生育意愿相对较低，但这些城市育龄妇女中大多数仅有一个孩子，在政策受益范围内。而中西部地区育龄妇女人数比重偏低而活产子女数较高，这些地区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但育有二孩及以上的妇女人数占据较大比例，政策受益群体规模占比相对较低。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不同区域受政策影响程度除生育意愿这一因素外，符合政策条件育龄妇女人口规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因政策受益群体规模占当地育龄妇女人口总规模比重较高，受政策影响程度较大，未来人口增长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从同一区域来看，不同城市因育龄妇女中再生育意愿不同，未来人口变化也将呈现明显差异，一线及部分二线城市再生育意愿将不及三四线城市，在住房成本及抚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生育意愿较高，未来人口将呈现较快增长。

1.4、人口群体生育意愿变化：不同职业群体生育意愿将呈现明显差异

经济及时间成本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生育二胎所带来的压力不仅包括经济压力，还体现在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压力。因此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压力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同等条件下，经济压力越小，生育意愿越高；工作压力越小、时间越充裕，生育意愿越高。六普数据显示，不同职业15-64岁妇女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多为农村人口，在抚养成本方面相对较低，且时间较为充裕，有2个及以上子女的妇女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较高。在活产1个子女的妇女人数占比相差不大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群体三类群体中，国家机关这一群体生二胎及以上的妇女人数占比要高于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当前因一部分群体因再抚养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较高“生不起”，或者工作压力较大“不敢生”，导致不同职位群体生育意愿产生较大差异。不考虑农业等以农村人口为主的职位，城镇中像类似国企、事业单位这种职位群体中，部分育龄妇女因再抚养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相对较低，再生育意愿相对高于其他职位群体，未来这部分人群再生育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