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骁：2014就地推进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一条新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十八大后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亦是最大的改革“红利”。问题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

　　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80%，过几年人口到达15亿时，未来12亿人将住在城里。现今，城市人口有6亿多，意味着未来5亿多人要进城。推进城镇化必然受到资源环境约束，把所有农民集中到大中城市，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当前大中城市凸现的“城市病”导致的效率低下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推进城镇化就需要另辟蹊径，就地城镇化或许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何谓“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欧美发达国家及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具有远见和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亦认为就地城镇化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实用价值。笔者认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对中部省份湖南也具有现实意义。但“就地城镇化模式”如何生根发芽，各行为主体如何参与这一进程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就地城镇化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首先是制度方面的安排。三个核心点是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土地制度改革短期目标是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让其公平分享溢价。接下来是对农村土地确权赋能，允许自由流转，不仅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的重要财产宅基地也应允许入市流转，而农村土地整治的土地增值收益也应大部分返还农村。只有农民的重要资产——土地权利得已保障，可获得增值收益，才有底气、愿意进入小城镇工作生活。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但相关配套制度、法规等出台及施行尚需时日，但改革前景乐观。

　　另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肯定公民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城乡平等。应该降低农民入城门槛，消除农民进城障碍，放宽户籍准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方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明确放宽建制镇及小城市落户限制，但问题是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承担巨额的农民市民化的转轨成本?

　　同时，还应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人口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城镇化”是一场平权运动。

　　以上三个核心制度安排概括起来说就是“足底气、降门槛，享平等”。唯有让人口及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就地城镇化才有生长空间，才可自然形成城镇体系。

　　其次，产业支撑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让进入小城镇生活的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能致富?产业一定规模的积聚是关键，只有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并为服务业繁荣提供支撑，城镇化才能快速推进。因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吸纳大量农民就业，就地城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了产业的反哺，地方政府才有财力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民生。没有产业作为支撑，或者根本没有条件发展工业，就盲目推动就地城镇化，肯定难以走通，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重要方向。

　　地方政府该怎么做?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要先行。对于有条件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区域，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完善城镇综合功能，培育宜业、宜商、宜居的环境。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基础设施建设中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尤为重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快, 才能降低生产要素集聚成本,使相对分散的农村也能产生资源的集聚效应。地方政府要持续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等投入，引导和鼓励文化、教育、医卫、水电、公交等企事业单位采取联合、集团化等模式，将自身优质资源向中小城镇、乡村延伸扩展，保障公共服务公平、均衡供给，并实施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