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王石最喜欢聊的不是登山,更不是房地产,而是在哈佛和剑桥游学认识的人、经历的事。一般人都认为,王石已然功成名就,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人生进入花甲,还有什么没实现、不满意的?
然而王石却对《舒立时间》说:“万科要做标准化、产业化,这要到2015年才开始。像海尔、TCL,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们还在解决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标准化、产业化、质量过关,其他行业20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到明年才能开始解决。”
“我的参照系很简单,就是和日本的企业比,因为我们同属东亚文明。”王石认为,中国的工商界本身社会地位就不高,尽管好像你是凸显出来了,但主要是因为你掌握了相关资源。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自嘲地表示,“但是我更多的是在被媒体消费,而不是有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被社会接受,更多来讲是拿你开涮,拿你来讲笑话,时刻逮着你的一个‘红烧肉’,实际上是在消费你。”
不要抱怨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商界的偏见
在王石的青年时代,“商人”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职业,特别是在他这样军人家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王石开始意识到,“自己此生定位就是做一个企业家了”。
“你的编号是002(指深万科的股票代码),001是深发展。在各个地方打交道、接触的人,都是在最高级别那样一个层面,这个是有感觉的。”王石说。
有了些自信的同时,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认也伴随其中,直到2008年的“捐款门”和“拐点论”,这种不自信的情绪被激发出来。然而,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从企业经营或登山中找到答案。2011年,60岁的王石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了陌生的访问学者生活。
“到了哈佛之后才发现,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难得多。在哈佛补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年的项目也被我延成两年了。”王石认为,学习的目标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传承,对于身处的工商阶层也开始有一个重新认知,而过去他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王石自认为已经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答。而如果能够与西方文化和思维逻辑做类比,那就更能有所感悟,对中国社会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他也能够有新的思考。 “比如说万科2008年降价,消费者就有意见,要补偿。我们原先就不理解,涨的时候不找我,降了你找我了,这不符合契约精神啊。有业主打砸售楼处。我们报警,但后来发现,警察就在那看着,根本不管。”
王石很不理解,警察怎么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管?“现在我理解了。谁是强者?开发商;谁是弱者?消费者。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弱者原则。”
在追寻“到底中国的逻辑是什么,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之后,王石看起来更加有自信了,也更享受在西方的学习生活。
“在哈佛,我完全是防御型的,对任何人都是防着、躲着,因为没法正面和人家交流。”到了剑桥以后,王石自觉就放松了,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新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太让他们意外了,西方的逻辑根本解释不了,他们有很多话要问我,很带劲。”
王石才去剑桥三个月,就认识了很多人,因为他每天都在学院食堂吃饭。“晚上7点半,一声锣。我想那个锣肯定是中国带来的,特别响,‘哐’一声门开了。吃饭必须穿正装,外面套黑袍,像我这样肯定不行。”他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说。
“在商言商绝非不谈国是”
对于困扰过他的中国工商界地位问题,王石也有了新的答案,“我说的在商言商,绝对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可以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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