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房地产税有五大正面效应

近日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并又一次引发万众瞩目的房地产税，是指包括居民消费住房在内，于不动产持有环节(或称保有环节)的税收，其改革关键是使一部分消费住房保有环节上的税收调节从无到有。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是前些年曾以物业税的名义做了模拟空转和在上海（楼盘）、重庆（楼盘）两地做了以房产税为名的改革试点之后，决策层最权威的指导意见。

　　在立法先行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理性看待房地产税具有的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也要理智探讨关于此税的一些争议。

　　正面效应之一

　　促使供需平衡，增加有效供给

　　在公众关注的房地产调控问题上，如要体现出“调控新政”的治本水准，制度建设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而使保有环节的税收成型并与土地开发、房产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合理协调，是理顺这方面制度建设、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

　　房地产税改革作为整个税改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健康发展而形成长久的支撑力量，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此税在住房保有环节从无到有，会影响相关方方面面利益主体的利益预期和行为选择，促使房地产市场上供需更平衡一些，在整个社会即使不增加投入的假设前提下，原来很多的空置房也会进入市场出租或交易。

　　这在资源配置上看，当然是一件使整个市场中有效供给增加的好事，会减少房价动不动就往上冲的势头。虽然总体而言，它还不足以改变我们城镇化水平一路走高过程中城镇中心区不动产价格上扬曲线的基本大模样，但是可以使这个曲线的斜率低一些，泡沫少一些，发展过程中大起大落的威胁与不良影响少一些。

　　正面效应之二

　　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加强财源建设

　　目前，我国的地方税体系远未成型。1994年建立的税制框架运行和演变至今，从中央到以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分税制的维系，主要是靠共享税的“一刀切”。这几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的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地方天文数字的隐性负债，还有大家不断抨击的短期行为非常明显的地方土地财政倾向，其中确实有体制原因，但并非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因为省以下的各层级间财政体制安排并没有真正落实分税制。正是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仍然在延续着种种规范性极差的分成制和包干制，才和其他因素一道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等等不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就是使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实际贯彻分税制。

　　地方税基的合理化、主体财源支柱税种的建设，与最适合地方掌握的不动产税或房地产税有着紧密联系。房地产税改革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地方税体系不成型的问题，为地方提供支柱税种，进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健康化。

　　因此，对于地方税体系来说，这个税制建设很重要，房地产税最适合由地方政府掌握，使他们充分考虑怎样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自觉实行职能转变的同时，地方的财源建设问题也随每隔一段时间重评一次税基的机制而一并解决了，即内洽地结合了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和财源建设两重目标的一体化实现。

　　正面效应之三

　　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财产配置

　　收入分配效应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产配置演变紧密相连。收入与财产这两个概念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里如影随形，很多收入现金流和财产配置以后产生的收益、溢价和影响力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财产配置的作用，致使很多社会成员实际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有一个更深刻的、也是民怨很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秩序的“不公”。

　　在与住房相关的财产配置领域中，仅仅由于理财路线的不同，就可能导致差异悬殊。实际上，我国很多“普通人”手上的资产存量是很大的，与他们个人理财方面的住房投资偏好有很大关系。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我国当前财产配置格局两极分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住房所形成的资产存量和存量溢价。

　　房地产税作为一种直接税，显然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优化机制，可以减少两极分化对于社会形成的负面影响。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调节下形成合理的局面应该是：先富起来的人、住豪宅的人、有多套房的人，他们适当地对公共财政收入多做一些贡献，这符合支付能力原则，不会对他们伤筋动骨。而公共财政收入中添加了这样一些财力后，在更好地优化税制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去扶助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成员。